我读《治史三书》

编号 :06

    读大学时，我就已对 严耕望 先生的学问有所耳闻。知道他的《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代交通图考》等权威著作。尤其他的《唐代交通图考》给后人研究唐朝的政治史、军事史、文明传播史，经济史等提供了大量的权威史料，带来了诸多方便。但他的这些名著，我多未曾拜读过，不敢妄言。虽读史学专业四年，但仍如初涉史学门径，在研读史料、撰写论文时，还常常困惑于如何选择题，如何才有问题意识，历史如何书写？研究要说明什么等本是治史人必须首要明白的道理。平时阅读中，逐渐领悟到：读书治史不仅仅为取一文凭，谋一差事，更重要的是要做什么就要懂得做此事的原则和方法。所以，当 张 老师推荐 严耕望 先生的《治史三书》，读罢后，又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可以说，时下历史研究法所谈，不出严氏所论。相信每位如我等的读者读罢都会很受教益，特别是治史的基本方法、论题的选择、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与改订及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对我们读书人，尤其是对象做学问或写点东西的人是很有帮助的。此外， 严 先生淡泊名利，强健身心，持之以恒，慎戒执着的生活态度，更值得我学习。

    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因为没有文哪有历史学的存在呢。所以，学文的和做文章的人学点历史学的基本方式是有好处的，尽管现在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做学问的对象可以不问，但都要与文字，文章打交道，学历史等社会学科如此，学其他学科也是如此，都必需借助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其共同点是不言而喻的。再则 陈寅恪 先生有“以诗证史”之方法，可见文史本是一家。谁敢说《春秋》、《史记》不时上好的文章呢？所以 严耕望 先生的《治史三书》对于我们读书人做点学问就显得十分可贵了。

    在书的序言部分，就体现了作者的治史原则，方法和目标 . 首先从原则上说， 严 先生注重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 , 固定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和个别意见）。随意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接着 严 先生又论写作的方法，他主张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挫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切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这可以说是 严 先生多年的经验之谈。最后又谈了写作的目标。在写作目标方面他坚持充实平定，密实，无空言，少皇论。在 文章中严 先生还谦虚地说，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于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依我看来， 严 先生的这种治史原则和方法，作为如我等初涉研究之门者来说，最具有参考价值和意义，作为我治史漫漫之路的灯塔。

   “治史经验谈”仅就作者经验而论及历史学问的原则问题，仍有很多发人深省的地方。

    作者先说治学的“专精”和“博通”。以一般人的资质，求“博通”，那是相当难的事，如今如郭沫若，陈寅恪等这等大师的“博通”之人，真是少之又少。但作者所言，是对所要论述的时代的前后左右情势有一通盘的了解，抓住大的脉络，大的变化，才可由小入大。作者引钱穆说制度与地理是历史研究的两只脚，决不虚言。时间同样是必须时刻明白的要素。最后，我以为，制度与地理为一轴，时间空间为一轴的做标下，我们才可以是历史学研究者必须明白的“旧学”，却变成“新知”了。

    又论“大问题与小问题”。前一个时期，前被雪人中往往谈到研究问题的大小。有些人认为要小题大做，才能深入，有所发现，使学术向前推进。这大抵是主张专精一派，目的在求真不在其他。所以认为一条笔记往往化一篇皇皇大问更有价值。但又有些人认为要选大问题作研究，才不值得研究，纵然做得很精审，却无大意义。这大地是主张通识一派。而作者则认为两派意见都是正确的，但又各走极端，也都有很大毛病，势必走钻牛角尖一途，发生瞎子摸象，见树不见林的毛病。后者走极端，有很容易走上束书不观，有的自是臆说，没有塌实根据，有的攀附理论，毫无实际内容；这是肤浅的一途，弊病更大！同时， 严 先生又认为，没有年轻的史学家，青年时代最好做“小题目”，何以“以小见大”？我认为值得商榷。正所谓有志不在年高，年轻工作者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本，也照样可以做。今人常言“问题意识”大致如是。即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论落实到多么小的切口，背后要回答的还是大的问题。假如我要讲一村一庙的故事，我必须首先知道，这一村一庙的故事讲出来可以回答一个大时代，一个大区域的什么问题。我想，要如作者的言外之意，心怀时代变迁的大势，下笔千言不离本心。

    再论史料的问题。在旧史料与新史料之间，而现代史学工作者常常寄希望于新史料，实则趋易避难，如何读人人能读之书，说人人不能说道的话，这需要在史料上下工夫。这一点很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面对新史料不足的研究区域。大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很有名的著作，稍知学术行情的人都知道，所以我认为，只要在基本史料上下工夫，不必在检索论著上花费大多工夫。这一层意思似有另一启发，就是，下笔写作，我们的关怀始终是大问题，要细致讨论的是小问题，如陈平原所言把握细节，重建现场，呈现进程，则相关大问题讨论才是我们要细心关注的学术脉络，，而不是纠缠于是否有多少人讨论过这个地方的历史。这样一来，何谓学术史的书写就自然变成问题史的书写，而不是罗列书单。在今人论著和基本史料之间，作者更强烈在乎后者，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今天的学术著作质量参差不齐，以“有以用之”的心态对待，或是常法，置之不顾恐怕不能，稍不用心可能陷入前人所证。

   于细节处见功夫。现在人论史，俞加细化，一时一地之事，皆可成书，当然自有良莠之别，也见其如何在史料上有所发覆。如何发掘细节，重建现场，呈现进程，是初学如我等必须面对的路径，套用社会科学的模式理论尚在其次。作者论治史有“考史，论史，撰史”之别，核心在“考试”，即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考”于细节处见功夫，然后“论”，至于“撰”，是最后条理系统化的语言表述问题。或论“回到历史现场”，如何回答？对于回答一地域社会变迁的大问题来说，或可以约为“呈现进程”，吾师常言历史研究即书写进程，应为此理，但应就具体问题而论，非固化模式。

    在“治史答问”附录《唐代交通图考》序言中，作者提及“汉制，具有蛮夷者曰道，正以边疆民族地区，主要行政措施，惟道路之维持与控制，以利政令之推行，物资之集散，渐渐达成民族文化之融合耳”，聊聊数言，启发读者数日来思考论文表达逻辑。即如我们讨论“新疆”之如何纳入王朝的体制下，则由一区域道路之维持与控制，讨论官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何在此建立的进程以及与周边人群的交互关系，在此脉络下，有关动乱与建设的史料似乎恰好可以获得生命。我由此想到改土归流与开辟新疆的问题。大家的焦点一直放在王朝如何军事征伐和少数民族如何反抗，也谈论战后如何编保甲、修驿道的问题，但是对于起在道路维持控制的进程以及其在后来的动乱和重建中的意义，都没有说得清楚，以及，咸同之际的大动乱的路向如何，官方有效控制的地方究竟是什么，与今天的族群格局的关系如何，似有可以重新深入讨论的问题所在。在此具体的问题下，我们关怀的是边地如何进入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受外来的意思形态影响才有可以落实的地方。

    至于书写的技巧的问题， 严 先生也有其独到之处。他对二陈的比较最具特点，颇有点味道。

    严 先生说：“陈寅恪治史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回过几年前后，治学中心是佛经与边疆民族史，将佛经特别致意佛经与文学、社会的关系。中期即四十四五至五十五岁前后，治学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古史，特别是两晋南北朝至随唐时代，所涉范围，自政治、社会到宗教、学术各方面，对于文学兴趣尤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就是《无白诗笺证稿》，惟其论诗着眼与以诗证史，仍是史的范围。晚年失明以后，虽然仍写了不关乎两晋至隋唐史的论文，但其代表作当推《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大抵早期中期诸作只是为学术而学术而论著，晚年著作都寄寓深远，不是仅为学术而学术了。”

    就是《柳如是别传》的得失， 严 先生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寅恪所可惜者，当大陆政权转移期间，先生既以健康欠佳，对人生对大局一向悲观，以至滞留大陆；及目睹世变，大出想象之外，乃又发愤为此巨著，以寄‘悯生悲死'之情，事固可哀，亦极可惊！先生以失明老翁，居然仍能写成这样一部考证精细的大著作，足见禀性强硬，精力亦未全衰。既发愤著书，何不上师史公转悲愤为力量，选择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泻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而乃‘著书唯剩颂红妆'，自嘲‘燃脂功状可封侯'耶？盖此书虽极见才学，但影响作用可能不会太大。第一，文字太繁琐，能阅读终卷的人实在太少，些与先生著作不讲究题材大有关系，这种繁琐的考证体裁，写几万字篇幅的论文并不妨事，像《别传》那样七十万字以上的专题研究的大书，我想绝不适宜。第二，这部书除了研究先生本人及钱谦益、柳如是者之外，要读、必须读的人也不会多，因为论题太小，又非关键人物。”

    陈垣 先生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成名。重要著作有《开封以赐了也教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基督教入华史略》、《中西回史日历》、《释考》等等。涉及多方面。故先生一经做出成绩，即为学林所推重。后期学术成绩有《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五部书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敌人铁骑下的北平城中所写成，达都寄寓民族之思。

    二陈之比较， 严耕望 先生说，“就治学言，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举臂。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实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乡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与纷繁中间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 通过严 先生对二陈的比较可见其方法运用之巧妙，使二陈的个性特点鲜明地跃然纸上。

    严 先生是安徽桐城人， 1916 年生， 1996 年卒于台北，享年 80 岁，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古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专家。他于 1937 —— 1941 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大年四年级时因听了 钱穆 先生一个月的课，从此服膺 于钱 先生的学问，并追随侍奉 钱 先生终生。 1996 年 10 月 9 日 ，在台开完本年度院士会议后， 严 先生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他位竟的事业还有待于后人的继承。 严 先生一生不慕名利，踏实为学，成就卓越，为史学界立下汉马功劳，诚如 钱穆 先生所言，“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其实我认为更应该包括大陆）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严耕望）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生活中的 严 先生做人质朴无华，不自骄其能，不轻薄他人，终身感恩于自己有知遇之恩 钱穆 先生，还有傅斯年及两位已故王校长。他对青年学问更是敦敦教诲，给他人以教导和鼓舞。 严 先生不管做文还是做人都是我的榜样。他的《治史三书》为我治史之路指明方向。